天安门广场，全国人民都向往；人民大会堂，一厅更比一厅强。当每日万千民众步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抬头一望便可见到被全国人民誉为“国魂”的那幅巨作，装裱在大画框内的国画《江山如此多娇》。人流不息而又相互礼让，在画面前仔细端详或沉思，摄影、摄像时不时发出由衷的赞美。
在《江山如此多娇》右下角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落有着两位国画大师的签名，这是关山月、傅抱石两位画家唯一的一次合作。网络给我们开拓了广阔的视野，也披露了这幅杰作的成功，有着陈毅副总理、郭沫若老先生和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多位令人尊敬的老前辈的心血。尤其是毛主席专为这幅画亲笔题词，给这一世纪巨作确定了“特级国宝”的地位。
随着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名扬四海，我要告诉您：它还有一个迟到的孪生兄妹，那是1965年夏天由北京地毯一厂精心制造的纯羊毛、纯手工、光鲜无比的京式壁毯《江山如此多娇》。 我不是在编故事，而是凭记忆回顾那幅工艺国画壁毯的编织现场以及织造完成百分之九十时的“画作”芳容。回忆有时是一种享受，有时是一种鼓励，有时对自己起着鞭策作用，有时又会带来失落和遗憾。一晃四十六年过去，这幅京式壁毯的编织现场情景我仍历历在目。
说起那段历史，不得不提及我的父亲。家父郭全忠（1909~1977）绥远省人，十三岁被送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学徒，经三年学徒及两年谢师助柜，于1928年只身来京闯天下。先是打工、后合伙开铺子，再后的1938年自己“熬出头”当了掌柜，1946年正名为“忠信地毯厂”，1956年携20名工人及徒弟公私合营加入广渠地毯厂（北京地毯二厂），1960年合并到安外小关北京地毯厂（后称地毯一厂）任技术科副科长。
当时由于限电，各区采取轮休制，宣武区休周四，安外小关休周五。那天父亲休息，中午我回家吃午饭，看到炕上零散摆满两尺左右的毛笔草书，近前摆列后发现是毛主席所书写的《江山如此多娇》。饭间我问父亲：“您点这些字的图样哪儿用呀？”父亲解释说：“国务院办公厅来人讲按总理的指示，依照大会堂内的国画编织一块国画工艺壁毯，可能国礼要送给友好国家的元首。从好几个月前就布置下来，目前织了多一半了，主席亲笔题词不能将就，尤其笔锋不能有误差，使用点样子图纸准确，可以避免误差。”下午半天我都惦记这件事，晚上向父亲请示是否带我去看看，父亲马上回绝了。第二天我又向父亲求情并撒娇：“人家都说我是门里出身，您也应该给我创造个学习机会呀。”父亲说：“谁都去看，那现场还不乱了套吗？”看来不好说通。近两周后我公休，自己做主借了辆自行车去了地毯一厂。一路上在盘算爸爸在厂内四个徒弟（他一共有十个徒弟），除了一位近期调到顺义地毯厂当厂长，剩下那仨找到谁都好办。在和传达室人员交涉时看父亲的第八个徒弟，赶紧打招呼并说明来意，未费任何周折就给我带到一楼左侧的大车间。我这个师哥属于质量科，他送我到现场嘱咐了两句就去干自己的工作了，把我独自留在了现场。
第一次看到这幅巨型壁毯，我看呆了、我震惊了。当时我未满二十岁，没有机会去大会堂观看那幅巨大的国画，眼前这幅纯手工壁毯的画面及气势彻底征服了我。我心里默默吟诵着“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两眼一寸一寸的扫描这画面，尽管经过了工艺倒机，将下半幅的画面移到梁下和后面，可目前直观的红太阳及大幅面的长江黄河、长城、群山无不栩栩如生，尤其是“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效果令人称绝。上百种红色毛线的晕色由浅入深，红太阳的辐射均布整个画面。与原作不同的是壁毯四边是纯粹的由帝王黄色隐形碎花绫子“装裱”，其中立边约尺半宽、横边宽八、九寸，逼真的效果令人心中敬佩熨帖。
当时织制现场毛主席墨宝部分已编织过半，我心中暗自庆幸，如果再晚来一周到十天，这个壮观的画面和场景就可能看不到了。这幅国画工艺壁毯幅宽约十一米，毯高近七米，三英分厚度。听现场技术人员讲全部毛线的染色二百多种。因为我也是个毯匠，按常规通常每幅地毯的色调品种不管是新疆毯、西藏毯、甘肃毯、宁夏毯、包头毯还是北京毯，最多不过十几种，而这幅壁毯的二百余种色线的染制及标示管理、使用真是下了大功夫了。
这台二十米长的机粱是地毯一厂的头把交椅，当时在两米高座板上操作的有十四、五个人，多数是女工。她们穿着短袖上衣，但带着套袖，第一次看到一排坐十多人织造的场合，也算开眼了。听说一楼车间内还有四台八米长的机粱，也算行内的顶尖实力了。
在向现场技术人员求教此毯的色彩丰富、少有明显界限而画面顺畅生动的方法时，他告诉我按常规制图显然不现实，图样的设计放大稿确实费了很大周折。画样子的老技术人员说无从下手，点样子的老技术人员说没有先例，最后是由工艺美校毕业刚三四年的两位年轻技术人员挑大梁。他们思维开阔，采用坐标法，将画面分成百多块单元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才取得目前这个效果。接着我又请教这二百多种色线如何与原作色调吻合，他笑了笑解释道，按我们的条件确实难度较大，没有先进仪器去测量，只能采用笨法子，在坐标交叉点和十几个侧重点选用现有及预估的色线去大会堂比对，作好记录再染好小样，三番五次精益求精的细致工作，正如你所见到的结果是出奇的好。回家后我和父亲谈到这幅工艺国画地毯，称赞这确实是个奇迹，充满赞誉和羡慕，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想干好任何工作都要活到老学到老。
《江山如此多娇》工艺国画壁毯，创造了京式国画壁毯的幅面之最，开创了地毯大面积晕色视觉效果第一，使用二百多种色彩是毛线品类角逐之冠军，可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无奇师，是京式地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家父个人经营地毯铺时会根据经销商的建议安排生产不同图案及材质的京式地毯，诸如红地开光、红地合子毯，彩三蓝、白兰。有的洋毯花及波斯地毯基本每年也得加工两三次，因为这类地毯都需要仿旧处理，而丝绒盘金壁毯在日本投降后四年间加工了七八块。有的用户订货要求是成套配供，或成对供货，他也是从容应对，和气生财。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英国对京式地毯需求相当多，他们那里有这种说法没有中国瓷器和中国旧地毯你只能算暴发户，再有钱也让人家看不起。
一九五六年刚过了年，轰轰烈烈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就大张旗鼓的开始了。并厂合营，毛主席指示要提高工艺美术的水平，保护民间老艺人。当时的政策是八名工人以上要公私合营，八人以下进合作社，家父和二十多名毯匠及徒工划归到广渠地毯厂（夕照寺），但一个地方安置不了，并在左安门外八里河任车间主任。按部就班三百多人的厂子倒也平静，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织薄毯的，京式地毯、仿旧地毯、丝绒地毯门类齐全。公派干部和私方人员都各司其职，在家父口中开始出现了“创汇”“出口任务”等新词。三个老西儿掌握着生产和技术，其实家父是绥远人，只是口音与他俩相近。王祯、啜再荣都比家父年长，相互配合相安无事。家父因为工作认真，是连年的先进。五九年过完“五一”，大批人大会堂的任务就分派下来了。任务重到厂子几乎所有人员都上了机粱，还招了一批家属工去整理毯面和后背。我当年十四岁，也去了近五十天，好在两年学习费用挣出来了。现在想起来还一阵阵自豪，人民大会堂也有我一份功劳。
五十年代末按地毯需求而设计的北京地毯厂盖好后，就催着“广渠”这拨人搬过去，这里已改名为第二地毯厂，动作很快，十来天就都合过去了。新来的人熟悉两天环境，一下任务和图纸可乱套了，原来当时的领导班子有的人甚至没见过或没听说过京式地毯还有这么多“讲究”。长期处于“三分毯”的工匠拿到“美术毯”的图纸和定额当然受不了。又折腾了三天才平息下来，当时的厂领导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安排顺潮流的“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工笔国画毯试制及加工。但令人遗憾的是管承接的经营人员硬是将盘金地毯一一推掉了，致使“盘金”断了线。
有件事令厂内头头感受颇深，“九评”那阵子前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对北京数千地毯从业者是个致命的打击。前苏联代管着华约国的订货（当然其中有“卤”），一夜之间合同作废，市区领导都急了。家父领悟了当时的严峻局面，向厂领导建议别一棵树吊死，并配合销售人员利用山涧口“利群铁柜地毯商行”接通香港、联系英国商人，在人事部门忙着安排遣散、分流、植树的档口居然收到英国“先投产五块9×12仿旧毯、不允用电动工具全部手工制作，待派员抵京视察后再续订”的电报，半个月后又上了五块“九尺”将危急缓解。家父这“私方人员”又一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和他的八徒弟同获地毯业唯一的一次“红旗手”奖章。那一阵子父亲曾向我们感慨说：“没想到地毯能有这么大市场，我们地毯厂要伺候两个进出口公司，畜产品、工艺品两公司各不让步……”
六六年那场浩劫中“破四旧”的邪风重创了传统工艺界，我所在的地毯厂停产歇业、人员分流，离我厂不远的聋哑人地毯厂也关门大吉。在那些无知的年轻人高呼着“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时，是我陪着满脸泪痕的父亲用清水销毁了他花费数十年心血珍藏的数百幅地毯图样。
此后北京地毯一厂也是元气大伤，虽说七二年后又编织了一块有三百多种色线织就的工艺国画壁毯——《长城》，但也明显可以看得出来送给联合国的国礼是“全场动员、全力以赴、礼包质量、必保工期”的产品。文革后遗症持续了很长时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工厂开始有了生气，尤其是各项规章制度的重新修订。1979年轻工业部又适时颁布了“手工打结地毯”部级标准，使长期靠企标度日的企业工人觉得“政府都拿咱们当回事了，手工业有救了”。工厂的订单大幅上升，确实红火了十几年，西欧北美的需求在京式地毯及仿旧地毯，而东欧国家则青睐于美术毯及彩花式，一阵阵甚至还有供不上货的状况。不过潜在的风险还是逐渐在逼近，国际上一阵阵的政治经济不稳定，致使国内的出口起起伏伏，国内市场上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无情的冲击着传统手工业。到九十年代更是逐渐进入惨淡经营，开办多年的地毯技工学校停课了。两千多人的厂区冷冷清清、新工人招不上来、订单大幅减少，二、三、四层每层九十五架机粱大多落满尘土，开工率不足一半。
由于材料价格在上涨、老职工包袱太重、年轻人拒干手工业、机制地毯胶背地毯冲击，地毯一厂终于在不堪负重中“改制”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一批工人织的最后一块工艺手工国画挂毯是故宫藏画南唐时期名画家顾闳中所绘制的《韩熙载夜宴图》。北京地毯一厂的编制散了，宴席散了。
想当初，1956年公私合营后的合营厂及地毯合作社共十多家，到六零年工业调整后，除地毯公司所属八个分厂外，还有北京聋哑人地毯厂和陶然亭地毯修制厂。且发展的鼎盛时期地毯一厂外加工厂家也有十几二十家，甚至在山东设厂。文革后地毯行业一蹶不振，且国际上订单明显减少，令人难料的是世纪末毯行企业竟凤毛麟角了。
但请诸位民众不必担心“京式地毯”的前景正在洗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据我所知目前不少行内退下来的人都跃跃欲试再以小作坊干起进行个性化探讨，试看前景毯行大有所为。
作者：郭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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